我們的地球,我們的未來
在疫情蔓延時,李遠哲院長捎來諾貝爾獎得主和專家在「我們的地球,我們的未來 」高峰會後發表緊急行動呼籲,請遠哲科學教育基金會廣為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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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獎得主和專家在「我們的地球,我們的未來
」高峰會後發表緊急行動呼籲
2021年4月29日
我們的地球,我們的未來
緊急行動 刻不容緩
本聲明受到2021年諾貝爾獎高峰會討論的啟發,由諾貝爾獎指導委員會和得主們與專家共同簽署並發布。
序言
諾貝爾獎當初的設立宗旨,是為了表彰「對人類最有益」的進步。這些獎項榮耀的是那些有助於讓世界更安全、更繁榮、更和平的努力,而這個世界建立於科學理性的基礎上。
「世上所有減輕生活負擔和痛苦的進步,都是以科學為基礎」。瑪麗-居里 Marie Curie(1903年和1911年諾貝爾獎得主)
科學是全球的共同利益,是對真理、知識和創新以及更美好生活的追求。
現在,人類面臨著規模空前的新挑戰。第一次諾貝爾獎高峰會召開的背景,處於全球大流行病、不平等危機、生態危機、氣候危機和不實資訊危機之中。這些超越國家邊界的危機,彼此關聯並威脅著我們為全人類進步取得的巨大成果。尤其令人擔憂的是,預計因全球複雜變化受到負面影響衝擊最大的地區,也是世界上許多最貧窮的社群和原住民的家園。
這次高峰會的召開,也是在前所未有的快速都市化和數位化、人工智慧、無處不在的感測和生物技術,以及奈米等革命性技術的風口浪尖上,這些技術可能在未來幾十年裡改變我們生活的各個層面。
「今天這個全球連結的社會所面臨的大規模的問題,是前所未見的。沒人知道什麼方法確實有用,所以我們必須建立一個能迅速發展和調適的系統。」伊利諾.歐斯壯
Elinor Ostrom(2009年諾貝爾獎得主)
高峰會的召開是為了促進全球永續發展的轉變,以實現人類的繁榮和公平。
然而,時間是我們最稀缺的自然資源。未來十年是至關重要的。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需要減半,對自然環境的破壞需要停止並扭轉。此轉變的一個重要基礎是解決世界的不平等危機。
如果未來這十年我們不採取革命性的行動,人類將為我們共同的未來承擔巨大風險。地球生物圈和人類社會都將發生大規模、不可逆轉的變化。
「如果人類要生存並邁向更高層次,我們必然需要一種新的思維方式。」阿爾伯特-愛因斯坦(1921年諾貝爾獎得主)
我們需要重新塑造我們與地球的關係。這個星球上所有生命的未來,包括人類和我們的社會,需要我們成為全球公領域的有效管理者--氣候、冰圈、土地、海洋、淡水、森林、土壤和豐富的生命多樣性,它們調節著這個星球的健康狀態,並共同創造出一個獨特而和諧的生命支持系統。現在我們迫切需要建立能夠支援地球系統和諧而不是破壞它的經濟和社會。
我們的星球
「我們應該把現在所處的地質年代稱為『人類世』。」保羅-克魯岑(1995年諾貝爾獎得主)
地質學家將過去的1萬2000年稱為全新世。這個時期的顯著特點是地球系統相對穩定。然而,這樣的穩定已成過去式。人類社會現在是生物圈–也就是地球生活圈變化的主要驅動力。生物圈和深嵌其中的人類社會命運彼此緊密交織,共存共榮。地球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地質時代,即「人類世」。
有證據表明,20世紀50年代是「人類世」的開端。人類世紀元的特徵,可能是速度、規模和全球層面的衝擊。
星球健康
自然、我們的地球和人類的健康是緊密相連的。人類世須面對許多全球健康風險,其中之一便是流行病。由於自然棲地的破壞、高度網路化的社會和錯誤資訊頻傳,流行病風險愈來愈大。
新冠肺炎(COVID-19)是二戰以來最嚴峻的全球衝擊,在全世界造成巨大的痛苦和傷亡。面對災難有許多值得稱讚的科學應對方式,從檢測到疫苗開發,都展現其力道與效果。然而其中也有明顯失誤,社會上最貧窮和最位處邊緣的人群仍然是最脆弱的。若是有妥善的預防措施、更大的開放性、早期檢測系統和更快的應急反應,這場災難的規模本可以大大減少。
減少像COVID-19這樣人畜共通疾病的風險需要多管齊下,首先,我們要體認到「健康一體」-- 意即認識到人類健康與其他生物和環境健康的密切關聯。 快速的都市化、農業集約化、過度開發和大型野生動物棲地的喪失,都促進了小型哺乳動物(如嚙齒類動物)的大量繁殖。此外,這些土地使用的變化導致動物將活動範圍從自然系統轉移到農田、城市公園和其他人類居住的地區,大大增加了動物與人的接觸和疾病傳播的風險。
全球公共領域
全球熱化和棲地喪失,無異是對地球生命支持系統進行一場不受控制的龐大試驗。現在已有諸多證據顯示,人類的存在與行為,第一次破壞了地球系統中關鍵元素的穩定性。
過去300萬年來,全球平均溫度的上升從未超過攝氏2度,然而我們在本世紀末就會看到這樣的前景。我們正走在一條迄今已使地球升溫攝氏1.2度的道路上-- 這是自大約2萬年前,我們離開上個冰河期以來,地球上最熱的時刻,並將在80年後使我們升溫超過攝氏3度。
同時,人類讓冰原以外一半的土地變成農用,讓地球逐漸失去韌性。估計全球800萬個物種當中,約有100萬個物種受到威脅。自1970年代以來,脊椎動物物種的數量估計減少了68%。
不平等
「唯一能永續的繁榮是共享的繁榮。」 約瑟夫-史迪格里茲 Joseph Stiglitz(2001年諾貝爾獎得主)
雖然社會上所有人都對經濟成長有貢獻,但大多數的富人卻不成比例地享受了這些財富的絕大部分。這種趨勢在近幾十年更加明顯。在高度不平等的社會中,由於醫療保健和教育等領域存有巨大差異,最貧窮的家庭有可能幾代人都陷於貧困中,無法脫身。
更平等的社會往往在幸福的衡量標準上得分較高。降低社會的不平等,能夠提高社會資本,讓人們的社群意識更強、對政府更信任。這些因素使我們更能做出集體、長期的決定。而人類的未來,就取決於我們是否有能力做出長期的、集體的決定來一起度過「人類世」。
COVID-19新冠肺炎大流行,是自經濟大蕭條以來最大的經濟災難,在許多國家,經濟不平等將明顯使政治更不穩定,進而加重惡化不平等現象,而氣候變遷也將進一步惡化不平等。最貧窮的人們,往往生活在相對脆弱的社區,原已承受氣候變遷衝擊,以及能源系統對健康的負面影響,例如空氣污染。此外,儘管都市化為社會帶來許多效益,但也加劇並創造出新的不平等。
一個不可避免的結論是,不平等危機攸關全球能否邁向永續發展。消弭不平等,將有助於人們達成集體決策。
科技
不斷加速的科技革命--包括資訊科技、人工智慧和合成生物學--將影響不平等、就業和整個經濟,並帶來破壞性的後果。總的來說,迄今為止的科技進步,加速了我們破壞地球穩定的腳步。少了人為干預,科技演進不太可能朝著永續方向轉變。在未來幾十年裡,有意識地、戰略性地引導科技革命以支持社會目標,將是至關重要的。
承認急迫性,擁抱複雜性
人類社會未來是否還能居住在地球,取決於人類現在採取的集體行動。愈來愈多來證據表明,我們現在處在一個決定性的十年(2021-2030)。我們必須阻止自然環境的毀滅,抵制不平等的惡化。在2021-2030的十年中,全球溫室氣體的排放需要減半。僅僅這點,就需要全球公共領域的集體治理,也就是妥善管理所有調節地球狀態的生物和非生物系統,以利所有人永續生存。
認知到緊迫性之外,我們還必須接受複雜性。隨著人類和科技網絡的發展,人類面臨著不斷上升的網路和連帶風險。2020/2021年的大流行病,很快就從健康衝擊演變為經濟衝擊。我們必須接受,未來意外將變成新常態,要學著管理複雜性和突發事件。
我們的未來
採取行動的十年
要防止不可逆的危機,我們時間不多了。兩極冰層正在接近臨界點--南極冰層有些地區可能已跨越了不可逆的臨界點。由於冰雪融化加速,北大西洋的熱量環流正在明顯放緩。這可能進一步影響季風和南極洲的穩定性。雨林、永久凍土和珊瑚礁,也正在接近臨界點。我們有67%的可能性確保全球溫升不超過攝氏1.5度,但這目標的碳預算將在2030年前耗盡。同時,從現在起到2050年,城市人口每周將增加130萬人,他們需要新的建築、道路、用水與衛生設施,以及能源和運輸系統。除非對這些基礎設施的建設和營運做出根本性改變,它們將會大量耗能與排碳密集。
2021年,幾場重要的高峰會將為氣候、生物多樣性、食品系統、沙漠化和搶救海洋等行動,帶來政治和社會動力。2022年,「斯德哥爾摩+50」的會議,將紀念地球高峰會滿50周年。這會是一個好機會,讓我們檢視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的進展,這些目標預定於2030年完成。然而,我們從科學證據看到的急迫性和選舉政治的反應之間大大脫節:世界轉得太慢了。
地球管理
「我們必須打破以前把科學和公眾隔開的牆,這些牆鼓勵不信任和無知恣意蔓延。如果有什麼東西阻礙了人類迎接當前的挑戰,就是這些障礙。」珍妮佛-道納 Jennifer Doudna (2020年諾貝爾獎得主)
要想有效管理地球,我們需要改變停留在全新世的思維,必須認知到問題的緊迫性、規模,以及我們與家園--地球的關聯性,並採取行動。要做好地球管理的當務之急,是重建社會資本,以及在社會內部和社會之間建立信任。
我們可能打造新的世界觀嗎?全球有193國已通過了永續發展目標。全球流行病促使人們更清楚地認知到全球的關聯性、脆弱性和風險。在經濟能力許可的前提下,愈來愈多人在交通、消費和能源使用方面做出更永續的選擇,他們的腳步往往走得比政府快多了。
況且,愈來愈多的永續選項,例如太陽能和風能,在價格上已經與化石燃料相近甚至更低,而且愈來愈便宜。
今天,在全球系統層面上的問題,不是人類是否會從化石燃料過渡到下一階段。問題是:我們的動作夠不夠快?我們已經看到,從電動車、零碳能源到永續的食物生產體系,諸多解決方案都在以指數式的腳步成長。我們如何確保這樣的速度?
為有效的地球管理提供基礎,我們提出以下七個建議:
政策:我們必須補足現行GDP計算的不足,不能只看經濟成長,還要衡量人類和自然環境的福祉狀態。我們要認知到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在社會上滋生了怨恨和不信任,破壞了社會契約,讓我們難以做出複雜的長期集體決策。我們要體認到,生態系統的復原力不斷惡化,正在破壞人類在地球的未來。
任務驅動的創新:快速轉型需要經濟活力。在過去的一百年,政府是資助轉型創新的先驅。現在我們面臨的挑戰無比艱鉅,需要研究人員、政府和企業間的大規模合作,重點要放在全球永續性。
教育:所有年齡層的教育都應強調要追求科學證據本質、科學方法和科學共識,以確保未來他們有基礎來推動政治和經濟變革。大學應該把地球管理的概念納入所有課程,並賦予急迫性。在這個轉型的、動蕩的世紀,我們應該投資在終身學習的態度和基於事實的世界觀。
資訊科技:特殊利益團體和黨派分明的媒體,可以透過社群媒體和其他數位通訊手段放大錯誤資訊並加速傳播。如此一來,這些科技恐怕被用來傷害大家的共同目標、削弱公眾信任。社會必須採取緊急行動,對抗錯誤訊息工業,並找到方法加強全球通訊系統,以有助於未來的永續發展。
金融和商業:投資者和企業必須遵循循環經濟和資源再生的原則,並對所有全球公共領域和生態系統運用基於科學的目標來管理。所有經濟、環境和社會活動的外部因素,應該被公平定價。
科學合作:我們需要對國際科學機構網絡做更多投資,以便促進全球永續發展跨學科科學的持續合作,並整合不同體系的科學知識,包括地方、原住民和傳統智慧。
知識:這場大流行病向決策者和大眾證實了基礎研究的價值。對基礎研究進行持續投資的承諾是至關重要的。此外,我們必須開發出新的商業模式,讓科學家能免費向大眾分享科學知識。
結論
唯有全球達到永續,人類才能有安全、公平、健康和進步的未來。在積極管理地球的挑戰和機遇面前,人類雖然覺醒得晚,但我們正在覺醒。長期的、基於科學的決策,在與當前需求的競爭中,總是處於劣勢。要能面對人類世的挑戰,全球的政治家和科學家必須共同努力,整合科學專業證據、短期政治需求,和星球上所有生命生存間的鴻溝。人類是否能有長期發展,取決於我們是否能珍視共同的未來。歸根結底,這意味著要將重建社會與地球生物圈的韌性視為第一要務。
連署者
Peter Agre*,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彭博公共衛生學院
Harvey Alter*, 美國國家衛生院
Hiroshi Amano*, 名古屋大學
Frances
Arnold*, 加州理工學院
Frances Arnold*, 加州理工學院
Françoise
Barré-Sinoussi*, 巴斯德研究所
Georg
Bednorz*, IBM蘇黎世研究實驗室
Carlos
Filipe Ximenes Belo*, 1996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Paul Berg*, 史丹佛大學
J. Michael Bishop*, 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
Elizabeth
H. Blackburn*, 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
Linda
Buck*, 福瑞德·哈金森癌症研究中心
William Campbell*, 德魯大學
Mario Capecchi*, 猶他大學
Stephen R. Carpenter, 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
Thomas Cech*,
科羅拉多大學博爾德分校。
Martin Chalfie*, 哥倫比亞大學
F. Stuart Chapin III, 阿拉斯加大學
Deliang Chen 陳德亮, 哥德堡大學
Steven Chu* 朱棣文, 史丹佛大學
Aaron Ciechanover*, 以色列理工學院
Mairead Corrigan-Maguire*, 1976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Beatrice Crona, 斯德哥爾摩大學斯德哥爾摩韌性研究中心
Robert Curl Jr.*, 萊斯大學
Gretchen C. Daily, 史丹佛大學
The 14th Dalai Lama*, 1989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Sir Partha Dasgupta, 劍橋大學
Johann Deisenhofer*, 德州大學西南醫學中心
Peter C. Doherty*, 墨爾本大學
Jennifer Doudna*,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Jacques Dubochet*, 洛桑大學
Shirin Ebadi*, 2003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Mohamed ElBaradei*, 2005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Gerhard Ertl*, 馬克斯-普朗克學會弗里茨-哈伯研究所
Andrew Fire*, 史丹佛大學
Joern Fischer, 呂訥堡大學
Carl Folke, 斯德哥爾摩大學斯德哥爾摩韌性研究中心和瑞典皇家科學院貝耶爾生態經濟學研究所
Joachim Frank*, 哥倫比亞大學
Jerome Friedman*, 麻省理工學院
Owen Gaffney, 波茨坦氣候影響研究所,斯德哥爾摩大學斯德哥爾摩韌性研究中心
Victor Galaz, 斯德哥爾摩大學斯德哥爾摩韌性研究中心
Leymah Gbowee*, 2011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Frank Geels, 曼徹斯特大學
Walter Gilbert*, 哈佛大學
Sheldon Glashow*, 哈佛大學、波士頓大學
Line Gordon, 斯德哥爾摩大學斯德哥爾摩韌性研究中心
Carol Greider*, 加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
David Gross*, 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
Sir John Gurdon*, 劍橋大學格頓學院
Jeffrey Hall*, 布蘭戴斯大學,緬因大學
John Hall*, 科羅拉多大學
Göran Hansson, KVA (瑞典皇家科學院)
Serge Haroche*, 法蘭西學院
Oliver Hart*, 哈佛大學
Leland Hartwell*, 亞利桑那州立大學
Richard Henderson*, MRC分子生物學實驗室
Dudley Herschbach*, 哈佛大學,德州農工大學
Avram Hershko*, 以色列理工學院
Holger Hoff, 波茨坦氣候影響研究所
Roald Hoffmann*, 康乃爾大學
Bengt Holmstrom*, 麻省理工學院
Tasuku Honjo*, 京都大學
Gary Hoover, 杜蘭大學
H. Robert Horvitz*, 麻省理工學院
Michael Houghton*, 亞伯達大學
Robert Huber*, 馬克斯-普朗克學會
Tim Hunt*, 沖繩科技大學研究生院
Louis Ignarro*,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Elfriede Jelinek*, 2004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Brian Josephson*, 劍橋大學
William Kaelin Jr.*, 哈佛醫學院,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所
Takaaki Kajita*, 東京大學
Eric
R. Kandel*, 哥倫比亞大學
Tawakkol Karman*, 2011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Wolfgang Ketterle*, 麻省理工學院
Klaus von Klitzing*, 馬克斯-普朗克學會
Brian Kobilka*, 史丹佛大學
Roger Kornberg*, 史丹佛大學
Finn Kydland*, 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
Eric Lambin, 史丹佛大學
Michèle Lamont, 哈佛大學
Yuan T. Lee 李遠哲*, 中央研究院
Robert Lefkowitz*, 杜克大學
Simon Levin, 普林斯頓大學
Michael Levitt*, 史丹佛大學
Tomas Lindahl*, 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院
Jianguo
Liu, 密西根州立大學
Diana Liverman, 亞利桑那大學
Thomas Lovejoy, 聯合國基金會
Roderick MacKinnon*, 洛克菲勒大學
Barry Marshall*, 西澳大學
Eric Maskin*, 哈佛大學
John Mather*,
馬里蘭大學,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戈達德太空飛行中心
Pamela A. Matson, 史丹佛大學
Michel Mayor*, 日內瓦大學
Arthur McDonald*, 皇后大學
Daniel McFadden*, 南加州大學
Hartmut Michel*, 馬克斯-普朗克學會
Paul R. Milgrom*, 史丹佛大學
Paul Modrich*, 杜克大學
William E. Moerner*, 史丹佛大學
Edvard Moser*, 挪威科技大學
May-Britt Moser*, 挪威科技大學
Gérard Mourou*, 密西根大學
Alice Munro*, 2013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Ferid Murad*, 喬治華盛頓大學
Konstantin Novoselov*, 新加坡國立大學
Sir Paul Nurse*, 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院
John O'Keefe*, 倫敦大學學院
James Peebles*, 普林斯頓大學
Arno Penzias*, 恩頤投資
Edmund S. Phelps*, 哥倫比亞大學,賓州大學
William D. Phillips*, 馬里蘭大學,國家標準暨技術研究院
Christopher A. Pissarides*, 倫敦政經學院
Stephen Polasky, 明尼蘇達大學
H. David Politzer*, 加州理工學院
José Ramos-Horta*, 1996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Charles Rice*, 洛克菲勒大學
Adam Riess*,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Sir Richard Roberts*, 新英格蘭生物實驗室
Johan Rockström, 波茨坦氣候影響研究所
Michael Rosbash*, 布蘭戴斯大學,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所
Oscar Arias Sánchez*, 1987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Juan Manuel Santos*, 2016年諾貝爾和平獎
Jean-Pierre Sauvage*, 史特拉斯堡大學
Marten Scheffer, 瓦赫寧根大學
John Schellnhuber, 波茨坦氣候影響研究所
Brian Schmidt*, 澳洲國立大學
Richard Schrock*, 麻省理工學院
Lisen Schultz, 斯德哥爾摩大學斯德哥爾摩韌性研究中心
Gregg Semenza*,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Karen Seto, 耶魯大學
Magdalena Skipper, 《自然》雜誌
George Smith*, 密蘇里大學
Hamilton Smith*, 克萊格·凡特研究所
Wole Soyinka*, 1986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Will Steffen, 澳洲國立大學
Joseph Stiglitz*, 哥倫比亞大學
Sir Fraser Stoddart*, 西北大學
Horst Stormer*, 哥倫比亞大學
Donna Strickland*, 滑鐵盧大學
Jack Szostak*, 哈佛大學醫學院,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所
Joseph H. Taylor Jr.*, 普林斯頓大學
Daniel C. Tsui*, 普林斯頓大學
Brian Walker, 澳洲聯邦科學與工業研究組織
Sir John Walker*, 劍橋大學
J. Robin Warren*, 皇家伯斯醫院
Elke U. Weber, 普林斯頓大學
Rainer Weiss*, 麻省理工學院
Frances Westley, 滑鐵盧大學
Stanley Whittingham*, 紐約州立大學賓漢頓分校
Carl E. Wieman*, 史丹佛大學
Eric Wieschaus*, 普林斯頓大學
Torsten Wiesel*, 洛克菲勒大學
Jody Williams*, 1997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David Wineland*, 俄勒岡大學,國家標準暨技術研究院
Robert Woodrow Wilson*, 哈佛-史密松天體物理學中心
Muhammad Yunus*, 2006年諾貝爾和平獎
Henrik Österblom, 斯德哥爾摩大學斯德哥爾摩韌性研究中心
*諾貝爾獎獲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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